【原】王锡爵:最后的一片余辉

个人图书馆-旧时斜阳   2023-06-05 11:45:59

文/景志祥

以万历十年(公元1582年)为节点来看,当时的翰林院、掌院学士王锡爵并不如何出彩,论名望,他似乎比不上同一批的申时行,论资历,自然比不上以决策功,晋兼太子太师的张四维,但这并不说明,在万历十年,以及万历后三十八年的时间里,王锡爵并不重要。


(资料图片)

事实证明,在万历十年已以及万历延续的三十年里,重头戏除了申时行外就在王锡爵的身上,这个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(今江苏太仓)人,以他独特的才能和个人魅力,开起了万历后三十八年的余辉。

根据史书记载,王锡爵出生时,正巧有一群喜雀飞集其家院宅,因古时“雀”与“爵”通假,遂起名锡爵。

这个“爵”字似乎给了他极好的运道,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,28岁的王锡爵会试第一、廷试第二。(当时的第一名是申时行,据说他输给申时行做了榜眼,并不是文采不如申时行,而是相貌上不如申时行长大俊朗,加上为人上不够圆滑。)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绩,按照朝廷的规矩(明英宗以后开始),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院修撰、编修。另外从二甲、三甲中,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,称为"选馆"。

作为当朝榜眼,王锡爵顺利进入了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的编修。

这份工作似乎很适合他,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万历四年(公元1576年)王锡爵充任世宗实录副总裁官,万历下旨限一月内成书。书如期纂成,王锡爵升为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。

仅仅一年后,即我们熟悉的万历五年(公元1577年),王锡爵以詹事掌管翰林院。

这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官职,只要努力干,未来一片光明,对于这点,毫无疑问王锡爵是知道的,唯一没有料到的是,在这一年的九月会发生一件足以改变他的大事。

这一年的九月,当朝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(今湖北江陵)逝世。按照朝廷规矩,官员父母去世,儿子自闻丧之日起,应马上离职返回老家丁忧守孝27个月,期满起复。期间,如果皇帝特别指定,不许离职,称为“夺情”。(指事物太急,绝对不能走,皇帝批准,可以留下)但一般人都不敢冒这个风险去这么做。

当时的张居正已经做了五年的首辅,有他亲自引领的万历新政,正在一步一步的摊开,一切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,唯一的缺点是这件大事需要张居正来亲自指导,一旦他离开,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或许就此毁于一段,于公于私,张居正都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。

但巨大的舆论容不得他多想,当他接到丧信的第三天,内阁僚属、翰林院学士等就纷纷到次辅吕调阳府上去朝拜了,这个举动让他深切地感到人还没走茶就凉了,五年的努力,总不能白费,出于这点考虑,张居正决定谋留位,“夺情”任职。其时,张居正的同年户部侍郎金幼孜第一时间看出了张居正的心思,便首先提出夺情倡议。大太监冯保也不想让张居正这个时候离开,便传中旨让吏部尚书张瀚挽留张居正,在两人的策划下,万历皇帝开始亮明了自己的态度,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:安定社稷,朕深切依赖,岂可一日离朕?父制当守,君父尤重,准过七七,不随朝,你部里即往谕着,不必具辞。——《张文忠公全集·奏疏六·乞恩守制疏》

张居正也及时作出了回复,上了一份奏疏《乞恩守制疏》,表示自己应该回去给父亲守孝,自己现在才五十三岁,守孝的时间也不长,才三年而已,到那时候,自己的身体也没什么毛病,只要皇上不嫌弃的话,还是可以找我回来的,当时的万历皇帝只有十五岁,虽说已经当了五年的皇帝,但和张居正这些熟练政务的老江湖相比,自然要弱得多。

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白张居正的用意,心头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张先生回去守孝,不然大明的活儿就没人帮自己干了,这么一想,又提笔给张居正下了一道圣旨:“爱卿笃孝至情,朕非不感动,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,先生受托尽心辅导……朕于幼冲之年,垂拱仰成,顷刻离卿不得,安能等得三年?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,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?请强抑哀情,勉遵前旨,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,勿得固辞。”——奏疏六《乞恩守制疏》

为了留住张先生,万历皇帝甚至不惜拉出了自己已经死去五年的老爹来,如此一来,纵然张居正不愿意,也有点说不过去,而这个结果,很明显是张居正想要的,但戏要做全套,他还是连续几天上了回家丁忧的奏章。

事情到了这一步,可以说都按照张居正的意思在走,只不过张居正没有想到的事,当这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,引起的反弹会这么大。

张居正夺情的消息一出,立即遭到了翰林编修吴中行、赵用贤等一大批人上疏反对,他们纷纷上奏疏对张居正加以痛责,吴中行上书《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》,认为张居正父子,异地分居,不能相见已19年了。一旦抛弃于数千里之外,陛下不让匍匐奔丧,伏柩恸哭,必让他违背心愿,抑制哀情,节哀茹痛于庙堂之上,而让他制定实施宏大的谋划,调合阴阳执掌政柄,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?虽然说夺情之事有前例可循,但也从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马上视事的,这将把祖宗的法制置于何地呢!事关万古纲常,四方视听,减损变化之道,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了。”所以,“夺情”既不近人伦情理,也不合义理法度。

仅过了一天,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,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,事毕回朝。

刑部员外郎艾穆、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,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。

事情出乎张居正的意料之外,他没想到反对他夺情的,不是别人,正是他的门生和同乡,但张居正很清楚,他的夺情固然有自己的想法,但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经过皇帝同意的。

吴中行、赵用贤越是努力痛骂张居正,万历就越生气,随着人数的增加,万历终于龙颜大怒,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“夺情”问题,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!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,对此四人执行了本朝最高的刑罚——“廷杖”处之。事情似乎已经一目了然,任凭谁都知道,张首辅是走不了的。

但王锡爵是个例外,这个翰林院最优前途的人才,不顾首辅的威严,邀请同馆10多人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说事实摆道理,要求张居正放人免杖。

身为大明最优权威的首辅,张居正也知道,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,再退已是不可能的了,换句话说他已经彻底得罪了翰林院这帮读书人,既如此,自己就没必要这个时候去充当什么好人的,既拉低了自己的身份,也讨不到任何好处。

所以对于王锡爵的要求,张居正没有理会。

要说,事情到了这一步,该做的已经做了,聪明的人都知道适时收手才是正道。

然而,王锡爵却是个例外,他虽读圣贤书,知晓明哲保身的道理。

但他似乎更喜欢以天下为己任,敢问天下先的至理名言。

见张居正不理会自己的请求,他独自一人去了张居正的家,严厉斥责张居正贪权不孝,弄得张居正差点用挥刀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心境。

但从这一点看,王锡爵绝对是一个狠人,事实上他的确是。

当吴中行等人遭到廷杖毒打后,许多人都吓得不敢再多事,纷纷回避;而王锡爵则亲自扶起吴中行号啕大哭。全然不理会万历和张居正的权威,第二年,张居正回家安葬自己的父亲,张居正前脚刚走,已经看到风向标的其他大臣都纷纷上书万历皇帝,要求皇帝召还张居正,当时上奏的奏章都需要署名的,其他大臣纷纷写上了自己的大名,生怕张居正回来找自己的麻烦。

诸多人物当中,唯独王锡爵“独不署名”。

这一举动很拉风,也很有姿态,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,张居正的眼界是开阔的,能力是出众的,甚至才干是绝顶,但心胸未必是不记仇的,如此公开和自己唱反调,不给点小鞋穿一下实在说不过去。

所以在,张居正做首辅的后五年里,王锡爵没有任何的作为,一直待在家里,到万历十一年(公元1583年),此时的张居正已经被万历皇帝籍家,反对张居正的同僚纷纷落井下石,为了彰显自己和张老师的不同,万历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都召了回来,其中就包括在家闲居六年之久的王锡爵。

和其他朝臣以诋毁张居正为自己捞取名利做法不同,王锡爵在张居正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了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张居正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样,但在内阁十年是干了许多大事的,政绩斐然,不应该都给否决了,他认为“江陵(张居正)相业亦可观,宜少护以存国体。”

这个意见为他赢得了万历皇帝好感,这个年轻的皇帝,从人堆里识别了这位已经年纪不小的大臣是一位能干大事的人,于是六年没有任何重大提升的王锡爵迎来了人生的一次大的升迁。

万历十二年(公元1584年)十二月,王锡爵在家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,参与机务。当时的内阁连王锡爵一共有5人,分别是首辅申时行,次辅余有丁、许国、和王家屏4人。4人中,许国是歙县(今属安徽)人,嘉靖四十四年第三甲第一百零八名进士。王家屏乃大同山阴(今山西朔州山阴县)人,隆庆二年(公元1568年)第二甲第二名进士。浙江鄞县(今属宁波市)高桥镇岐山村的余有丁也不差,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进士第三名(探花),五人之中,申时行、许国、王锡爵的里籍都属南直隶,算是同乡,因此三人关系十分密切密切。顺便提一句,在明朝二百多年以来,一甲同为内阁,只有嘉靖四十一年(公元1562年)一科而已。

三人当中,申时行是张居正推荐入阁的,而王锡爵是御史李植等力荐入阁的,所以从关系上看御史李植对王锡爵多少有些情谊在,因此,李植也动了点心思,恰逢他与首辅申时行闹了点矛盾,且这点矛盾难以调和,于是御史李植仗着对王锡爵有推荐之功,想要力推王锡爵任首辅,挤掉申时行,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键的所在,稍有不慎,就是万劫不复。

极少有人能在这个点上守住自己的那点初心,但王锡爵做到了,他非但没有与李植与之呼应,也不因张居正有宿怨而自我标榜,去了内阁后,他主动与首辅申时行配合,并上书排除李植等人,最终将喜欢玩内斗的李植等人全部赶出了朝廷。

可以说在申时行九年的文渊阁首辅生涯里能稳稳当当,王锡爵起到的作用不小,因为他足够清醒。

这份清醒一直延续到万历三十八年。

时间之长,可以载入史册。

较之申时行在细枝末节的事情上,表现得十分沉稳与睿智,王锡爵则在大事上,总能保持清醒和自己的独特,唯一的缺点就是得理不饶人。

万历十六年(公元1588年),顺天府乡试。主持这次乡试的是庶子黄洪宪,不恰的是这次王锡爵的儿子王衡、申时行的女婿李鸿都参加了考试。抛开其他来说,这几个人既有良好的家教,也都是读书天赋之人,加上善于考试,因此结果不言而喻了,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考取了第一名举人,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也中了举人,这个结果太过显眼,立即引起了舆论哗然,很多人都对这份结果的公正性表示了怀疑,其中包括礼部郎中高桂,经过协商,礼部郎中高桂便摘出录取的举人中觉得可疑的八人,要求复试。

这个人数中就有王锡爵的儿子王衡,而且是重点保护对象。

八人当中,除了王锡爵的儿子因为老爹的缘故别列为了重点保护对象外,还有一个叫屠大壮的人,(光是这个名字就不像读书人),文章水平是在太差,礼部侍郎于慎行主张取消他的资格,但都御史吴时来不同意。高桂力争,最后才按于慎行的意思将录取的举人名单呈上。申时行、王锡爵看后,假托皇命将屠大壮留了下来,并夺了高桂的俸禄。

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高桂对王锡爵之子中第一名举人表示怀疑,他的怀疑,并非空穴来风,张居正当首辅的时候,他的二子张敬修与张懋修相继在高中进士,高桂怀疑,王锡爵的儿子,申时行的女婿的名次和张居正在时的一样,都是一些讨好之人给开了后门,按说有这份怀疑也十分正常,但问题是王锡爵的儿子才华却不是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可以比的,他在王锡爵没有做内阁大臣后,即万历二十九年(公元1601年)参加会试,举会试第二,廷试也是第二,足以说明他的才华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,但王锡爵的个性比较刚烈,对于有人质疑他的人品和儿子才学的问题十分气愤,于是亲自上阵,将目光对准了高桂,开启了攻击模式,毫无疑问王锡爵的文采是足够的,加上犀利的言辞和底气,自然将高桂攻击得体无完肤。

双方你来我往,最终将问题丢给了万历皇帝,经过一番讨论,为了公平起见,万历皇帝决定重新在午门外复试所劾举人,结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,人人都叹服,而所劾举人无一人黜落。然而,王锡爵觉得这事儿侮辱了自己的人格和儿子的才学,便不允许王衡参加礼部会试,直到他去位多年后,王衡才重新参加了科举。

我们不能说,在这件事上礼部郎中高桂、刑部主事饶伸的怀疑是错误的,但不否认,在这件事上,王锡爵有点得理不饶人,因此当时的御史乔璧星有些看不过眼,转弯抹角的请万历皇帝稍微告诫一下王锡爵,作为内阁大臣,多少要有点胸怀,作一个“休休有容”的大臣才是最好的选择,对这个劝慰,王锡爵不以为然,还亲自上书为自己辩白。

这一波操作,虽说以王锡爵全面胜利告终,但在名望上也给了他带来的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
唯独这个当局人并不能知晓而已,如果说张居正的万历十年是刷新了万历新政,让万历一朝的行政效率焕然一新,申时行的九年文渊阁生涯,将大明从张居正的问题上拉了出来,让明朝重新走上了既定的轨道,那么王锡爵的二十余年的内阁大臣生涯,则是缓和了国本之争的弊端,避免了明朝彻底沦陷在国本之争中无法自拔。

老好人申时行走了之后,已经越来越厌倦和群臣玩心思的万历皇帝需要一个和自己一条心,且能力上还不输申时行的大臣来帮自己,思来想去,唯有王锡爵符合这个条件,于是在万历二十一年(公元1593年)正月,万历皇帝下诏召王锡爵(此时王锡爵已经闲居在家两年了)入阁,并令他作了内阁首辅。

对局面十分清楚的王锡爵知道,万历皇帝这个时候找他来做这个首辅,他的能力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来替万历分担国本之争的压力。

先前迫于群臣的压力,万历已经答应于举行册立太子典礼,但到时能不能兑现这个承诺,王锡爵心头没有多大的把握,万一弄不好,自己就很容易成了众矢之中,要避免这一点,唯一的解决之法就是先下手为强,为此他刚到内阁就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密奏,在密奏里他恳请万历皇帝实现自己的诺言,而且不能再继续往下拖,否则自己这个内阁首辅根本没有面对群臣的舆论。

对于这一点,万历皇帝心里也清楚,在收到王锡爵的密奏后,也给回了一份密信,亮明了自己的态度,鉴于申时行迷信泄露的教训,万历皇帝特意派内侍将他的手谕送到王锡爵家中,信里所说所想,只有一个字——拖

“今天朕读了你的密折,足见你忠君爱国之诚心。朕虽然去年下过一道谕旨,允准今年春天举行册立太子大典。但朕又看到祖训中有一条规定:立嫡子而不立庶子。况且皇后现在还很年轻,假若以后再生育,那么是册立太子呢?还是分封为王呢?封王,必违背圣训; 封太子,那不就是两个太子了吗?所以朕至今迟疑不决。既然你将密折奏上,朕现在决定暂时将三子一并封王。等几年后,皇后确实没有生育,再册立太子也不迟。这个办法对上不违祖训,对下又于事体两便。你可拟一道谕旨送与朕。”——(《明神宗显皇帝实录》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)

可以说,对于自己的大儿子,万历皇帝从骨子里不喜欢,若不是明朝的大臣都有一股持之以恒的劲儿,后来的明光宗是不可能登基的。

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,三位皇子(朱常洛、朱常洵以及由端妃周氏所生的皇五子常浩(皇四子早夭)。)并封为王,数年后,如果皇后仍未生育,再行册立。

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公开耍无赖,王锡爵也没想到万历身为大明皇帝,竟会耍无赖,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,一方面他需要应付情绪已经到了顶端的群臣,另一方面还要与刚愎自用,且聪明狡猾的万历皇帝,两边都是自己不能得罪的主角,前面的首辅申时行、王家屏就是前车之鉴,自己该何去何从,却是是一个天大的难题。

如何处理这个天大的难题,无疑是他身为首辅最大的功勋,从后来的结果看,王锡爵在这个问题上是担得起余辉这个评价的。

一个让他进退两难的境地,愣是被他从中走出了一条还算过得去的小道。

他一方面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拟定了一份谕旨,将皇帝的意思传达了下去,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群臣的公论,他另拟写一份谕旨,在谕旨中,他亮明了自己的态度,大意是汉明帝的马皇后、宋真宗的刘皇后,以及唐明皇的王皇后,都是将妃子所生之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来抚养。请陛下令皇后抚育皇长子,这样一来,长子就成了嫡子,而长子的生母不必进封号以压皇贵妃。”

两份谕旨拟好后,王锡爵一并奏上,请求圣裁。换句话说,王锡爵重新将这个难题丢还给了万历皇帝。

如何取舍,万历皇帝自己拿主意,结果如何,与自己无关。

如此一来,他既避免了和万历皇帝正面硬钢,也避免让自己成为了群臣攻击的对象,我们可以说,在这个问题上,王锡爵比申时行要聪明得太多太多,任何时候,陪皇帝唱双簧,吃亏的是自己。

唯有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才是最好的结果。

但王锡爵还是忽略了一点,那就是身为首辅,在拟这两份谕旨是单独行动的,既没有通知群臣,也没有让内阁其他成员知晓,当结果出来时,一直盼望册立太子的群臣却忽然收获了三王并立的结果,无论这个结果多么顺应天意,始终差了点意思,心头有火的群臣,不敢将这股怒火洒在万历皇帝的身上,但对首辅王锡爵骂几句,宣泄,宣泄还是可以的。

于是,历史就留下了这样的一幅画面,一心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中的王锡爵,最终没有逃过命运的安排,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众矢之中。

最先发难的是光禄丞朱维京,这位不怕死的江西吉安府万安县(今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)人,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喜欢耍无赖的万历皇帝,批评了万历皇帝欲愚弄天下、以天下为儿戏,或许知道得罪皇帝的后果是什么,朱大人骂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后,却是话锋一转,对向了王锡爵,奏疏里朱大人对王锡爵破口大骂:“陛下虽有三王并封之意,但还没有马上执行。必定先以手诏向王锡爵咨询。王锡爵纵然不能像李沆那样引烛焚诏,也应像李泌那样委曲叩请;如其不然,就像王家屏那样自乞罢职,自由自在,而又受到皇上的优待,也不会有韩瑗、来济那样的耻辱。怎么噤无一语,如同一个胥吏一般奉行主子的命令,还惟恐落后呢?李勣、杨素都是千古罪人,其初两人心中难道不知道有公论?只是自己患得患失之心太重,才不能自持了。”(《明神宗显皇帝实录》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)

这一番辱骂直至问题的关键,成功引起了群臣的关注,万历皇帝搞的所谓“三王并立”方案,尚未来得及付诸行动,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,这个结果自然不是万历皇帝想要的,愤怒之余,便那朱维京开刀,以儆效尤,于是朱维京被革职为民,发往边疆充军。

要说,事情到了这儿,最好的办法是不闻不问,而不是火上浇油,但万历皇帝似乎很喜欢干这种事,他心里清楚,在“三王并立”的这件事上,王锡爵是替自己背了不小的黑锅,自己身为皇帝多少有些不够意思,于是他下给内阁下了一道圣谕,在谕旨中,万历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仔细讲了一遍,并在谕旨中写道:“前日首辅反复劝朕早行册立大典,这本来是朕去年的意思,有什么可疑的! 但朕恐怕违背了祖训,日后事情难办,所以欲将三子并封为王。随后,首辅又引前代之例,欲令皇长子先拜嫡母,随后册立为太子。朕嘉许其苦心,但又想此举以假乱真,不是光明正大之道。今外臣一再争论,是不了解朕的本意。真是可恨。朕为天下之主,无端的受到诬陷,卿等怎么会忍心见到这种情况呢?”

应该说,万历皇帝的心意是有了,只是群臣已经对这件事十分敏感,所以起到的效果微乎其微,万历想将王锡爵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愿望,也没有实现。

当时的工部主事岳元声、礼部给事中李汝华、张贞观、许弘纲、吏部给事中吏应麟等,则将王锡爵堵在朝房中,指着鼻子与他争论,庶吉士李腾芳则当面交给王锡爵一封信,将王锡爵里里外外,前前后后都分析了一个遍,最后得出了一个罪人的结论,据说,王锡爵读完这份信后,羞愧难当,差点没有一头撞死在文渊阁。

除此之外,王锡爵的学生门人钱允元、王就学也到他的家中规劝老师不要成为千古罪人。

可以说,万历皇帝的一番神操作,让一直小心翼翼走羊肠小道的王锡爵彻底失去了最后的退路,为了挽回影响,他只能迫使万历皇帝收回成命。

这个要求送到万历皇帝手中,这位对群臣彻底失望的万历皇帝,干脆不予理睬,弄得王锡爵连最后的退路都没了,不得以,王锡爵只好走上了申时行的老路请求辞职。

这个举动多少有些效果,万历皇帝终于收回了成命,并且表示再等二三年,若皇后还未生育,再举行册立东宫大典。事情到了这儿,才勉强有点回旋的余地,此后经过王锡爵不懈的努力,到万历二十二年(公元1594年)万历皇帝终于下诏,请皇长子(朱常洛)出阁读书。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制,举朝上下才算对王锡爵有点赞扬之声。

只不过这声音来得太迟了,已经战战兢兢的王锡爵早已被另外一件事给淹没了,万历二十一年(公元1593年)是癸巳年,所以这年进行的京察称为癸巳京察,按照规矩,凡是四品以上自陈政绩,由皇帝裁决;五品以下由主管京察的官吏决定致仕、降调、闲住为民,由于京察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命运。所以大明上下都很重视,这一年的京察,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秉公罢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,这其中有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,也有王锡爵的旧属,这个结果显然对双方都不满意,所以内阁和其他部臣的关系弄得很僵,作为中间协调的万历皇帝,直接下旨将考功郎中赵南星先是降三级,调外任用,后竟革职为民。连一大批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贬谪,如此一来,愤怒的群臣很自然把这些都算在首辅王锡爵的身上,认为是他一手操纵的,因此对他十分愤恨,焦头乱额的王锡爵只好提出了辞职报告。

起先万历皇帝并不批这份辞职报告,但王锡爵已经心灰意冷,连续上了八次才获得了批准,至此,王锡爵的首辅生涯彻底结束。

一直到七年后,即万历二十九(公元1601年)年十月十五日,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,万历皇帝想起王锡爵的多年努力,特意派人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他:“册立朕志久定,但因激阻,故从延缓。知卿忠言至计,尚郁于怀,今已册立、冠婚并举,念卿家居,系心良切,特谕知之。”

从这点上看,当年王锡爵的一番努力,并非一无所获,只不过这点夕阳的余辉终究是来得太迟点了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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